近日，由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和武汉大学跨文化传播研究中心联合编撰的学术辑刊《跨文化传播研究》（第一辑）出版。中心公众号将陆续对辑刊中文章的主要内容进行推送，敬请关注！ 本期推送的内容为：《全球南方的迁移和扎根：种族、发声和传播的能见度》内容摘编。
学者罗赛洛讲述了1996年夏天发生在法国的故事，那可能是法国人第一次听到妖魔化“偷渡者”的声音。当时300个非洲男女在到达圣伯纳教堂前占据了公共空间，意图提出“对他们出现在法国的另一种解释”，并告知公众法国倒行逆施惩罚性法律的后果。这些人把自己描述为“无证者”，并挑战将他们描述为“偷渡者”的概念，媒体密集的报道提高了该事件的影响力。罗赛洛认为这是一次象征性的胜利，同时也是“社会政治事件的语言分水岭”。
这一事件突出了种族与表征的重要意义。如果说跨国流动性表现了“难民性”，那么殖民征服和侵占则是“原住民性”的象征。本文主张两者具有几点共性，包括种族政治、镇压发声、公民权利，以及“全球南方”由谁或由什么组成，我们如何回应远近的苦难等。这些都与难民问题及土著政策相关。
本文试图追踪种族政策中的复合现象，包括对难民危机的回应、对待难民和寻求庇护者的方式，以及如何对待土著人口被继续边缘化的现象。第一，这些复合说明了帝国构造的不间断影响，尤其是对殖民地的影响。这种影响包含了对难民和土著居民等群体发声的持续镇压，以及我们对这些痛苦的回应。第二，作为这种复合的经验性的结果，这些群体可以视为构成“全球南方”的不同类型。本文提出了一些早期的理论干预，从“发声”和“倾听”的角度将跨种族政治和跨文化传播结合起来讨论。
发声问题、认知问题以及对持续祸害边缘化社区的抗争等例证，成为对民族文化表达、种族和历史动态的自由回应的基础，巩固了管理少数族裔、土著社区和国家边界的相关政策。关于后者，寻求庇护者和难民的到来陷入阿甘本所说的“主权起源谎言”中，它质疑了把出生地作为单一民族国家国籍的联系性和必然性，从而影响到民族国家的主权空间。如果说难民的形象被理解为对领土和政治一致性的威胁，出生地的谎言则遮蔽和粉饰了国家认同的思想。在殖民地中，它还同时掩盖了暴力侵占和征用土著土地的行为。
在一篇最近的关于生存和公民权利的文章中，霍米•巴巴反驳了哈尔特和内格里的观点，后者将游牧和异族通婚当作一种积极的、通向解放的“全球公民权利”进步。巴巴认为，这样一种理想，“如此专注于流动的、没有边界的全球性的世界”，而忽视了移民、难民或游牧民族不仅仅要迁徙，也需要安定下来，争取庇护或者取得国籍，获得住房和教育，维护经济和文化权利，并且寻求公民地位。少数民族、难民、寻求庇护者和移民工人组成了新的低等阶层，这种新低等阶层的生存政治会导致“充分的公民参与”或其公民权利的破坏。尽管殖民地的土著社区人口的生存状况并不取决于他们是否跨越国界，但是流动的社会低下阶层生活中的固有矛盾在其生活中也有明显体现。
国家主权话语中固有的种族政治将寻求庇护者、难民和亚洲、非洲移民刻画成潜在的破坏国家统一的形象，这种形象刻画也遍及土著社区在政治和经济上的不可见性。沃尔夫指出，“殖民主义在土地上引入零和竞争，而这种相互冲突的生产方式最终不会共存。
有一些“遗迹和祸根”被斯托勒是“帝国的残余物”，如“统治结构的长久性和人们从殖民秩序中逃离的速度的不均衡”，相比其他的词汇，她更偏爱“殖民遗产”一类的词，因为她试图融入“帝国过去和现在之间的含糊地带以及人们被迫去思考的那些他们在不知不觉中被强烈地束缚的感知和实践”。
要求重视难民及土著社区的回应显示出，将种族现实纳入历史性、结构性、体制性等方面的考虑是一种扰人的不情愿和有意的忽视，即“帝国的残余物”——非白人的生命不值一提。
米歇尔的观点较为中肯。他虽然同意阿皮尔把种族当作一种幻想的观点，但他认为只是在某种程度上如此，因为种族不论是在日常中，还是在更深刻的意义上，都是真实的：
种族既是幻想，也是抵抗批判性破坏，或是被类似种族、民族、文明、文化等术语替代的现实。事实上，种族作为媒介的概念使我们不必在这些替代性选择之间做决定，让我们能理解种族媒介就像其他媒介一样，是一种幻想和真实的载体。与阿皮尔的主张“世界上没有我们可以要求‘种族’为我们做的事情”相反，米歇尔认为，无论是在现实世界还是语言中，除了我们要求种族为我们做的所有事情之外，便没有其他事情了。
米歇尔将种族设想为一种媒介，以便将种族观念及各种表现形式的种族歧视相联系。通过构想“作为媒介的种族”，他认为种族不仅是一个“明显的烙印”或表征，也是“一种媒介和标志性形式——不是只有表面，其本身是一个可以帮助我们了解相关议题的理论框架或作为其他事物出现”。无论我们如何在理智上强烈认同种族差异的虚构本质，任何试图说明我们生活在后种族世界里，或者放弃将种族作为一个概念的尝试都是在忽视种族歧视的长期存在，以及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常常遇到的来自我们同胞、来自体制或来自法律的种族歧视。
对于那些难民或移民来说，他们没有证据证明他们是谁，而且他们本身就在危险之中，因此几乎没有跨越“边界”的希望。一个被地理学家多雷•梅西称为空间的“权力几何”的例子近乎完美地阐释了边界警务制度下的两种遭遇的根本区别：世界只对掌控世界的人缩小，但是对于流离失所者、被驱逐者、移民或难民而言，跨越边界的距离远远不止几英尺。
拒绝难民进入安全地区意味着他们的不幸经历被忽视，他们因此变得不幸而无力。他们将与水电项目、管道等国家设施以及采矿权等所有具有挑战性的土地权利进行持续不断的斗争。与那些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一样，原住社区居民与那些逃避迫害、战争和环境灾难的人们构成了“全球南方”，一个既稳固又灵活的组织，它包容了受政策与偏见、种族与道德所迫的无法发声的受害者。
支持反难民和反寻求庇护者的种族政治支持了对这些社区的态度，并支持了国家政策，这就是约翰•加尔通所说的“文化暴力”。由于这种文化暴力，其他类型的暴力也在社会上变得可接受。人类学家阿尔君•阿帕杜莱在他的著作《恐惧小数》中提出了类似的观点，认为民族的道德和人民的观念是“现代自由社会的阿喀琉斯之踵”。在困扰当前全球化世界的各种形式的社会焦虑中，它偶尔会成为激化一个国家内大多数民族矛盾的因素，在暴力中寻求“一种可怕形式，其直接后果可能是种族间或文化间对话或跨文化差异沟通的破裂，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为这对个人生计和多民族社会的凝聚力有直接威胁”。
我们如何理解瑙鲁的澳大利亚拘留营里，伊朗年轻难民奥米德•马索马里和索马里难民胡丹•耶新的自焚行为？作为挫折的表达？作为绝望的最后声明来否认一种声音或任何其他沟通方式？他们的行动印证了佳亚特里•斯皮瓦克的著名文章《下级人士是否可以发声》中所述的布巴内斯瓦丽•芭杜莉于1926年自杀的问题。斯皮瓦克指出，芭杜莉是独立武装斗争的一员，她知道她的死因将被诊断为情绪不稳定。因此，她等待月经来时自杀，以确保她的行为不会被解释为意外怀孕。然而，尽管采取了这些预防措施，她后来还是被亲人归结为为情而亡。斯皮瓦克在阐释芭杜莉的这一行为时援引了印度父权制和英国帝国法典的例证，它们都是阻碍人发声的典型。在目前的情况下，斯皮瓦克所坚持的恢复对等原则也是难以实现的，因为占主导地位的政治文化加强了特定的参照系，底层人能说话吗？当下层人员说话时，他们能不能被听到或读到呢？斯皮瓦克在1990年就曾宣称，“谁应该倾听”比“谁应该发声”更为重要。
有两个相关问题现在被看作老生常谈和过时，它们需要与时俱进。第一，正如查克拉巴提的提醒，斯皮瓦克的论文在提供结构主义的批判时，与霍米•巴巴后来的延伸一起，开启了一个转向——把差异视为哲学问题，同时否认差异作为身份政治的本质化特征，因为差异性是很难抹平的。其结论就是强调人可以同时拥有两个看似矛盾的身份：维护主体的人类，以及通过对主体的批判实现对自身形象的认知的人类。反过来，这也反映了霍米•巴巴的观点，即前面提到的生存与公民权之间的矛盾，它们以不同的方式与难民和原住民社区的经验联系在一起。
第二，这涉及最近关于媒体和文化政治中的发声和倾听的讨论。正如克雷里所说，没有相应的倾听行为，“声音”仍然是孤立的，因此在政治上是无能为力的。“声音”的政治应该是“表达和倾听的隐含联系”。此外，库尔德利的观点认为，由于“统治性和次级性不是固有的，而是关系性的表征”，所以“次级性”的概念定义的不是主体的存在，而是被动的存在状态，这被认为与发声和倾听有关。
“民族”表征和文化表现形式的问题与之相关。它们是针对特定的受众，采用特定的处理模式，还是像文化产业固有的市场逻辑推动主流文化生产一样？换句话说，这种形式的少数民族传媒代表和其他形式的少数民族文化表现形式是否继续受到刻板印象带来的负面影响呢？这种形式的代言体现了一种不明确的责任，而这种责任超出了他们所处理的主题。
寻求庇护者在某些方面与土著居民有所不同，将他们联合成一个群体，是因为他们为了生存和公民权利不得不进行充满矛盾的斗争。他们的需求是参与对话，相互承认。这里的政治诉求包括承认下层的表达，保卫合法的底层文化表达，因为“当主流文化的自我形象在世界历史舞台上与次级文化的自我形象相遇时，前者很容易摧毁所有的下级来为自己辩护，并规定自己的认知模式，作为对次级问题的回答”。
由此产生了两个问题，即全球南方的概念和“遥远的痛苦”的概念，以及我们对媒体表述的回应。“全球南方”这个术语在与“发展中国家”同义使用时，忽略了南方中的北方和北方中的南方。它忽略了经济、政治和文化特权的跨国性，以及贫穷、边缘化和剥削的跨国性。我对“流动南方”和“扎根南方”的区分建立在特雷泽等人对“偏心对话”思想的运用上，表明了全球北方与全球南方在权力与无权的跨国循环中的相互作用。
同样，波尔坦斯基提出的政治化的人道主义理论，建基于受害者，或受害者与证人、媒体旁观者之间的“距离”，以及如何克服这种距离，靠近媒介表达的中心。罗宾斯指出，波尔坦斯基的距离概念可以用来解释讨论第三世界贫困问题的第一世界受众：怎样才能维持不幸和迫害者之间的联系？罗宾斯强调“为了更好地指出问题所在，必须知道，这不仅是一种随机的痛苦，而是自然或事故的结果”。另外，亚拉基的“道德见证”观念同样也基于受众应该感受到的道德观念，以及与受难者建立的感情关系。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如果不充分参与到政治发声中，作为“帝国的残余物”的部分现实固有的、持续的结构，以及有问题的国家认同观念、忽视流动的南方和根深蒂固的南方“价值观”，都使得原住社区居民以及寻求庇护者只能被迫保留其低等地位。
作者简介：哈林德奈斯（Ramaswami Harindranath），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艺术与媒体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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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林德奈斯. 全球南方的迁移和扎根：种族、发声和传播的能见度[M]. 单波. 跨文化传播研究（第一辑）. 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20：62-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