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全党报”作为中共新闻宣传史上的重要观念，不仅是一个新闻宣传方面的关键词，也是一种政治修辞和话语实践。本文采用话语分析对此进行了重新解读，研究发现：从文本的向度看，“完全党报”既吸收了列宁主义的党报理论，也借用了本土的相关思想资源；从话语实践的向度看，“完全党报”在《解放日报》的改版过程中，通过一系列互文性的话语来实现话语的强化和再生产；从社会文化的向度看，《解放日报》以“完全党报”为目标的改版，既是延安整风运动的一部分，又进一步推动了整风运动的发展，最终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党内的话语主导权和文化领导权，从而为中国共产党赢得全国更大范围的支持与抗战的全面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解放日报》是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创办的第一张大型日报，1941年5月16日创刊，1947年3月27日停刊，历时五年十个月零十一天，共出2130期。其间，它在1942年的改版是中共新闻宣传史上的重要事件，而在《解放日报》改版过程中出现的诸多重要观念中，“完全的党报”便是其中之一。
关于“完全党报”的最初出处，多数学者会提到1942年毛泽东写给凯丰的一封信：“今日与博古谈了半天，报馆工作有进步，可以希望由不完全的党报变成完全的党报。”（毛泽东，1942/1993：441）此处“完全党报”以“完全的党报”的形式出现。但实际上，类似表达在此之前就已出现。在这一年（1942年）8月29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政治局对《解放日报》作出新的决定：“同意毛主席指出的《解放日报》自4月1日改版以来，有较大进步，但尚未做到完全成为中央机关报的意见”（王敬，岳颂东，王凤超，1998：39）。9月5日，陆定一在新华社编委会上传达了毛泽东对《解放日报》的具体指示，“《解放日报》在整风中，要‘从不完全的中央机关报变为完全的中央机关报’”（卢国英，2006：909）。博古在听到陆定一传达毛泽东的批评后，在编委会上检讨说：“《解放日报》没有成为一张‘完全’的党报，主要指的是我，责任完全在我。”（李志英，1994：408-409）也就是说，从目前已经公开的史料中尚不能断定“完全党报”概念即由毛泽东首创。
虽然“完全党报”在中共新闻宣传史上出现的次数并不多，但针对《解放日报》改版的所有事项似乎都是围绕这一目标而进行，这一观念也对后来的中共新闻宣传工作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但我们翻遍各类新闻学辞书，均未见收录这一词条。关于延安《解放日报》改版的研究众多，其中不乏对“完全（的）党报”观念的研究。这些研究或围绕改版这一事件，主要从业务层面（王润泽，2009）或政治层面（刘继忠，梁运，2012）探究改版的原因、过程、结果等；或将“完全党报”当作一种思想观念，从这一概念出发考察党报的制度性变革（黄旦，2008：278-279；王春泉，2013）。总体而言，前期研究为后来者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然而，“完全党报”这一思想观念究竟从何而来，这一思想观念又是如何定型以及概念化为“完全（的）党报”的？这些问题仍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我们认为，“完全党报”并不只是党报观念演变的结果，它还是延安时期一种独特的话语实践。“完全党报”的概念化虽然是在延安时期完成，但这一思想的演变如草蛇灰线，伏脉千里，最终通过一系列话语策略实现其概念化，并被确立为党报的标准范式，这一过程也成为整风运动一项有机的、重要的组成部分。
延安《解放日报》作为一种政党报刊，其“完全”与“不完全”之分，实际上已越出了新闻专业领域。《解放日报》从“不完全”向“完全”党报改造的过程，携带着意识形态的生产与规训，也见证了当时中共高层领导人之间话语权的较量与转移。可以说，“完全党报”既是一个新闻宣传的关键词，更是一种独特的政治修辞和话语实践。“话语分析（discourse analysis）旨在揭示语言背后的权力与意识形态关系的构成”（费尔克拉夫，1993/2003：3-4）。它不仅是一种理论,也是一种研究方法。因而，采用话语分析的方法考察“完全党报”具有一定的适用性。费尔克拉夫认为，话语分析具有三个研究向度：文本向度（the text dimension），关注文本的语言分析；“话语实践”向度（the discursive dimension），关注文本的相互作用，说明文本的生产过程和解释过程；“社会文化”向度（the social culturedimension），关注社会方面的问题，诸如语言实践的机构和组织环境，话语实践如何达成话语的建构性效果（费尔克拉夫，1993/2003：4）。这一方法的适用性在于，它不仅可以帮助我们从话语内部考察“完全党报”的思想来源和其概念化过程，也可以从外部的社会文化层面，考察话语背后的权力建构，是连接微观话语和宏观社会政治的不二之选。本文正是采用这一方法，探析“完全党报”这一话语的生成及其内涵，从而再现延安时期中共内部复杂的政治生态，并分析其中的意识形态斗争与建构过程。
从文本向度上对“完全党报”进行话语溯源，我们发现，这一概念既吸收了列宁主义的党报理论，也利用了本土的相关思想资源，可以说它是苏联式党报理论和中国式政治话语的结合体。
陈力丹（2017）在《列宁的党报思想》一文中，列举了列宁党报思想的主要方面，其中包括党报的党性原则和集中管理的中央委员会机关报体制。中共一直十分重视列宁的党报理论及经验，1929 年9月1日发表于中共中央理论刊物《布尔塞维克》的《布尔塞维克党的组织路线——列宁论“党的组织”》、1930年3月26日《红旗》（上海版）上发表的张闻天的《提高我们党报的作用》、1931年2月7日《实话》中刊载的洪易的《列宁主义与党报》，都对列宁的办报思想进行了阐释，其中包括列宁关于党报性质、作用的论点，以及列宁“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者，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的著名论断。此外，列宁的《两种策略》《怎么办》《从何着手》《论我们报纸的性质》《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等有关党报建设的文章也先后被翻译到中国（梁德学，2019）。从中央苏区开始，中央报刊的新闻干部接触了大量的列宁办报思想，并将其作为办报实践的重要指导。而他们中的许多人后来也参与了延安时期的新闻宣传工作，成为《解放日报》的管理者或供稿者，如张闻天、王稼祥、凯丰、陆定一、张如心等，他们“为传播列宁办报思想和俄国党报经验做出了贡献”（方汉奇，1996：333），也为延安整风时期的党报改革奠定了理论基础。
1920年8月6日，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发表《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的决议，其中第十二条明确强调了党报对党中央的绝对服从：“一切定期和不定期的报刊、一切出版机构都应该完全服从党中央委员会，不管整个党目前是合法的或是非法的。出版机构不得滥用自主权，实行不完全符合党的要求的政策。”（列宁，1920/1986：202）通过对比中共一大的决议发现，其中关于宣传工作的规定与列宁拟定的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有很高的相似度。中共的“完全党报”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列宁主义的启发，可以说，列宁的“完全服从”和“完全符合党的要求”的相关论述构成了延安时期毛泽东“完全党报”思想的核心命题。
虽然“完全党报”这一概念在延安《解放日报》改版时才出现，但中共在建党之初就有了“完全党报”的构想。这一点可以从中共的第一个党刊《共产党》月刊的办刊原则略知一二。1920年11月7日，中共上海发起组创办了最早的党内机关刊物《共产党》月刊，中共创始人之一李达任主编。“该刊第一次在中国大地上树起‘共产党’的大旗，用大量篇幅宣传马列主义的建党思想和有关共产党的知识，推动建党工作的开展”（黄霞，2011年6月29日）。这与列宁创办《火星报》的初衷如出一辙，“创办全俄政治报应当是行动的出发点，是建立我们所希望的组织的第一个实际步骤，并且是我们使这个组织得以不断向深广发展的基线”（列宁，1901/1986：6）。可见，中共建党之初就有利用党报从思想上和组织上推进党建工作，将党报与党密切联系起来的思想。
1921年7月中共一大通过第一个决议，其中针对党的宣传工作写道：“一切书籍、日报、标语和传单的出版工作，均应受中央执行委员会或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监督……不论中央或地方出版的一切出版物，其出版工作均应受党员的领导。任何出版物，无论是中央的或者地方的，均不得刊登违背党的原则、政策和决议的文章。”（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1985：12-14）这份决议明确规定了党报与党组织的隶属关系，也要求出版物不得违背党的意志，确立了党组织对党报的绝对领导原则。一年之后，中共二大通过《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对党的宣传工作也有相似的规定。“党的一切机关报，均须由已经证实为忠于无产阶级利益的忠实共产党编辑……一切定期的或其他的报纸与出版物，须完全服从党的中央委员会，无论他是合法的或违法的，决不许出版机关任意自主，以致引出违反本党的政策。”（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2011a：141-142）。从以上两个决议中可以看出，中共自诞生伊始即采用一套刚性的指标来约束党的新闻宣传工作，强调党报在政治上要与党中央保持完全统一，在组织上要绝对服从党的领导。
我们认为，理解“完全党报”关键是要理解党报的“完全党性”。不过，“党性”并非中共政治话语中独有的术语，中国国民党人也谈党性问题。1930年代初发表的一篇文章称，国民党具有一种有别于一般近代政党（包括欧美与苏俄）的特殊性，这一“特殊党性”涵盖：“党的服役性”“党的革命性”“党的全民性”“党的平等自由性”（胡梦华，1932a，1932b）。但这种党性观不承认阶级性，也不主张阶级斗争，因而与中共的党性观大异其趣。当然，国共两党均曾“以俄为师”，且有过两次合作，“党性”这一中文表达的定型不排除受到过本土因素的诸多影响。
“完全党性”的说法体现了党性有程度上的差别，党性不断接近完全的过程也可以称之为“党化”。国民党方面常用“党化”的概念（如“党化新闻业”“党化学生”等），在中国国民党1920年代相关文献中还多次出现“党德”的概念，从孙中山到蒋介石，虽然对“党德”的阐释有所不同，但都蕴含着“服从命令、行动一致”的内容，这一点与中国共产党“党性”要求几乎是一致的。1928年6月，国民党中央通过《设置党报条例》《指导党报条例》和《补助党报条例》三个文件，确立了 “党报必须以本党主义政纲、政策及中央决议案、法令等为立言取材之标准”；“由中央宣传部特设指导党报委员会，专司党报之设计管理审核考察及一切组织事宜”；“各党报必须绝对站在本党的立场上”，“各党报必须完全服从所属各级党部之命令”。可以说，国民党的“绝对立场”和“完全服从”是国民党对党报“党德”的重要要求，蕴含了“党报完全服从于党”的中国式政治话语。此外，国民党上述三个条例将党报分为“党报、半党报、准党报”，也表示报纸的党性可以分为不同程度或级别，某种意义上讲，此处的“党报”接近于中共的“完全党报”，“半党报”“准党报”则接近于中共的“不完全党报”。
1944年2月16日，《解放日报》刊发社论《本报创刊一千期》，对改版以来的工作进行全面回顾和总结：“这一年又十个月中间，我们的重要经验，一言而蔽之，就是‘全党办报’四个字。”（博古，1944年2月16日）。“全党办报”是“完全党报”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而早在1930年，在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兼党报委员会主任的李立三所写的《党报》一文中，基本上已经阐述了全党办报的思想，只是当时他还没有明确提出“全党办报”这一概念。其中提到，“党报是要整个党的组织来办的，单只靠分配办党报的少数同志来做，不只是做不好，而且就失掉了党报的意义！所以每个党的组织以及每个党员都有他对于党报的严重的任务：第一读党报，第二发行党报，第三替党报做文章，特别是供给党报以群众斗争的实际情形和教训。”（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1980a：127）这不正是延安时期中共所提倡的“全党办报”吗？可见“全党办报”的观念也并非到延安时期才突然出现，只不过延安时期实现了这一观念的概念化。
从话语实践向度出发，费尔克拉夫主要通过文本的互文性（intertextuality）来分析特定话语。互文性是指文本在话语实践中互相依赖——话语在吸收或消费其他话语的基础上形成一个文本网络，而文本生产、分配和消费的过程就是话语实践过程（费尔克拉夫，1993/2003：67）。具体来说，话语主体在文本中以明确或无痕融入的方式嵌入其它文本，从而实现了表达主体对相关文本的赞成或否定、补充或反讽等，在这一过程中重构了现存的话语惯习或创造新的话语惯习。下面我将考察“完全党报”这一话语的互文实践，即它与其互文性话语资源的关联、吸收、排斥和转化的形式。
“党性”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核心概念，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遵守的首要原则。列宁最早在1903年9月上半月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记事》文章结尾使用了“党性”一词，指出“俄国社会民主党还要经历最后一个困难的过渡：从小组习气过渡到党性”（列宁，1903/1986：19）。在此前的一个多月，列宁在讨论党章问题时提到，“我们的任务是要维护我们党的坚定性，彻底性和纯洁性”（列宁，1904/1986：272）。列宁在《社会主义政党和非党的革命性》一文中指出：“严格的党性是阶级斗争高度发展的伴随现象和产物。反过来说，为了进行公开而广泛的阶级斗争，必须发展严格的党性。”（列宁，1905/1987a：123）
列宁比较正式地提出党的报刊等文化传播媒介的党性，是在1905年11月26日（俄历11月13日）发表的《党的组织与党的出版物》（俄文标题为партиийная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и партиий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一文中。标题里литература一词，一般理解为中文的“文学”，但根据上下文，列宁这里讲述的不是一般意义的文学，而是指党的组织出版和党员撰写的各种著述，包括文学作品，更指政治性的党报和党刊、党控制的图书馆、阅览室推荐和收藏的书籍，以及由党领导的文化活动。此外，这篇文章的原话里没有使用партийность（党性）这个词，而使用了принцип（原则）一词，其所指与“党性”相同（陈力丹，姚晓鸥，2017）。其中提到“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应当提出党的出版物的原则，发展这个原则，并且尽可能以完备和完整的形式实现这个原则”（列宁，1905/1987b：93）。
在列宁看来，“党性”是党的机关报应当遵守的重要原则，维护党的纯洁性至关重要，利用党报进行革命事业必须发展“严格的党性”。中国共产党不仅接受了列宁“报刊的党性原则”的观念，使其成为中共党报遵循的核心原则；也继承了这套“严格的党性”之话语，也就相应地有了中共理论体系中“党性不够”“党性不纯”“党性不强”乃至“党性不完全”的说法，从而也就有了“增强党性”的必要。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指出：“没有科学的态度，即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统一的态度，就叫做没有党性，或叫做党性不完全。”（毛泽东，1941/1986：477）1941年7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这被认为是延安整风的开端，它确定了整风运动的重要目标即“增强党性”，以使党员干部达到“完全的党性”。
“党性”既然有“完全”与“不完全”“纯洁”与“不纯洁”之分，以及“党性不强”与“增强党性”之说，那么以党性为基础的党报理论再生产出“健全的党报”（李卓然，1931/1980：145）、“完善的党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2011b：636），乃至“完全的党报”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完全的党报”实质上是指报纸的完全党性，或者说具有完全党性的报纸。1942年3月16日，中宣部发表《为改造党报的通知》批评报纸“党性不强”；延安《解放日报》改版的首要目的，就是“增强党性”。1945年胡乔木在重庆新华日报社所作的报告中说到，“报纸能最高限度地反映人民的生活斗争就是报纸有最高的党性”（《胡乔木传》编写组，2015：16）。“最高的党性”一词再次证明党性可分为不同程度和级别，是与“完全的党性”相似的概念。
如果说“党性”是“完全党报”的理论基石，那么党性“纯不纯”“完不完全”则提供了党报的党性在程度上不断加强，不断接近完全的需要和可能，建构了“完全党报”的话语空间，而“增强党性”是实现“完全的党性”的具体路径。1942年9月15日，毛泽东在致何凯丰的信中明确表示要把党报从“不完全的党报变成完全的党报”，“完全的党报”/“不完全的党报”在中共新闻学中的概念化也因此得以完成。
福柯把话语描述为“陈述（statements）的整体，因为它们隶属于同一个话语形成”（福柯，1969/1998：129）。这个陈述整体通过三个原则进行话语控制：外部排斥原则、内部净化原则、主体控制原则。一系列与“完全党报”相关的互文性话语，通过外部竞争和内部强化，不断强化“完全党报”话语，并逐渐内化为党报工作者的自觉意识。
外部力量对话语的控制主要“通过合法与非法的区分来消解某些话语的力量，并形成合法话语与‘非法’话语的二元对立”（王馥芳，2015年7月16日）。这是对某些话语进行区别与排斥，确立另一些话语优先权的最重要的手段。这种话语的对立关系通过毛泽东对改版前《解放日报》的批评——“不完全的党报”，将某些话语排除在可接受的规则之外，这些规则本身也是一种规训和禁止。
“社报”与“完全党报”。毛泽东把改版前的《解放日报》视为“不完全党报”，并斥其为“社报”。1945年重庆谈判期间，胡乔木在重庆新华日报社发表讲话，该讲话先发表于1945年12月30日出版的《新华日报》内刊《新华报人》第9期，标题为《人民的报纸》（陈力丹，2016），后收录于《胡乔木谈新闻出版》一书，其中谈到1942年《解放日报》的改版，“解放日报由‘社报’变成了‘党报’，中国历来的报都是‘社报’，什么都由社内解决。改版之后，就成了反映全党活动的党报了”（《胡乔木传》编写组，2015：17）。该书还有一处引述了毛泽东的这一说法，“报纸本来就是全党的报纸，不是报社几个人的报纸……绝不可能孤立地办报。在延安，毛主席就问过解放日报：你们究竟是办党报，还是办社报? 既是党报，就要由党来办，不是依靠少数人就可以办好的”（《胡乔木传》编写组，2015：107）。在胡乔木的另一本书《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中，“社报”一词一共出现三次，都是在转述毛主席对改版前的《解放日报》的批评——“不是党报，而是社报”。可见，“什么都由社内解决”，“报社几个人……孤立地办报”是胡乔木对“社报”一词的理解；“全党的报纸”“反映全党活动”，是他对“党报”一词的理解。经历了《解放日报》改版全过程的吴冷西在回忆改版事件时说到：“这次整风惯称‘改版’，实际上是改变原来的办报方针，要把《解放日报》从‘社报’改变为‘党报’，从‘不完全的’办成为‘完全的’党中央机关报。”（吴冷西，2001）从胡乔木的转述和吴冷西的回忆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建构了“社报-党报”的二元对立框架。虽然将改版前的《解放日报》称作是“不完全党报”，但实际上，从毛泽东对其进行的尖锐批评来看，这并不简单是党性程度上的差别，而是和“完全党报”截然对立的。这样，通过对 “社报”路线的批评和否定，强化“党报”路线的正当性和正确性，并将“完全党报”确立为《解放日报》进行改造的终极目标。
同人“小集体”与党组织“大集体”。在《解放日报》改版期间发表的社论《党与党报》中，有一段话探讨了“报馆同人的好恶、兴趣”与“党的意志”，“报馆同人那样的集体”和“整个党组织而言的集体”的关系。
“所谓集体宣传者集体组织者，这个“集体”是个什么意思？报馆的同人也算是一个“集体”，如果说这个“集体”就是指报馆同人而言，指几个在报馆里工作的人员而言，那末，报纸就不成其为党报,而成为报馆几个工作人员的报纸。在这个报纸上，报馆同人可以自己依照自己的好恶、兴趣来选择稿件，依照自己的意见来写社论、专论。总而言之，一切按照报馆同人或工作人员个人办事，不必顾忌党的意志，一切都按照自己的高兴不高兴办事，不必顾忌党的影响。办报办到这样，那就一定党性不强，一定闹独立性，出乱子，对于党的事业，不但无益，而且有害。所以，所谓集体宣传者组织者，决不是指报馆同人那样的“集体”，而是指整个党的组织而言的集体（博古，1942年9月22日）。”
这段不到三百字的话出现了八次“集体”一词，“报馆同人”那样的“集体”是打引号的，“整个党组织而言的集体”才是真正的集体。可见，在中共的政治话语中，“集体”只能是整个党组织这样的大集体，小的同人集体不构成真正的集体，且有“宗派主义”的嫌疑，其对应的同人报与党报也是截然对立的。改版前的《解放日报》被认为带有一定的同人色彩，“办报办到这样，那就一定党性不强，一定闹独立性，出乱子，对于党的事业，不但无益而且有害”。这是相当严厉的批评！
报馆同人与“新型记者”。在毛泽东看来，改版前的“报馆同人”在思想倾向上是存在问题的。吴冷西（1989：22）曾回忆说，在他们这样一批年轻的党报工作人员的头脑中，当时的确存在一些违背党性原则的错误思想，比如“无冕之王”“办同仁报”“为民请命”等等。毛泽东提出要在党报改革过程中，对旧式的“报馆同人”进行改造，从根本上对党报工作者进行改造。改造的目标是造就与以往不同的“新型记者”，“‘新型记者’不能像一般报纸记者那样热衷跑新闻，而是把目光向内，转到‘党的工作’和‘群众生活’”（黄旦，周叶飞，2013：327）。新型记者在对待个人和党组织的关系上，“把自己个人的利益，兴趣等等服从于这个大的集体的利益，在党的事业、人民解放事业的发展中求得自己的发展”（《解放日报》，1942年11月17日）。“这种新型的记者，比之前任何名记者伟大的多，因为他们的名字是与占人口最大多数的工农兵联系在一起的。我们的记者，应当不要把自己限于模仿，而要立定志向，做一个工农兵记者，一个新型的记者”（《解放日报》，1943年6月10日）。对“新型记者”有多推崇，就意味着对旧式的“报馆同人”有多贬斥。
无冕之王与人民公仆。《解放日报》在论述党报主体时，多次提到另一对对立概念——“无冕之王”与“人民公仆”，这表明了党报对记者和通讯员的角色定位和他们的主体认同。1942年《解放日报》编委会分析编辑部人员中存在各种不良的思想倾向，并发表社论称“党报工作人员……不可以自以为是，做‘无冕之王’，而应该去做‘公仆’”（博古，1942年9月22日）。社论《给党报的记者和通讯员》也再次重申，“我们党报的记者和通讯员决不能像资产阶级报纸的记者、通讯员那样，自称为‘无冕之王’，我们老老实实自称为公仆，我们是党和人民这个大集体的公仆”（《解放日报》，1942年11月17日）。这篇社论还解释了党报记者为什么不能自视为“无冕之王”，“资产阶级的记者通讯员，把自己看成高于一切，自命为‘无冕之王’，一切照自己的兴趣办事，自己喜欢写什么就写什么，怎样对自己有利就怎样办事”（《解放日报》，1942年11月17日）。“‘无冕之王’以技术为标准，对于取舍稿件，对于取舍通讯员，对于报纸的一切，就可以‘生杀予夺’。这种‘无冕之王’的思想， 既是主观主义的，又是宗派主义的，说的更坏一点，是一种‘报阀’的思想” （《解放日报》，1943年6月10日）。对“无冕之王”这一西方外来词的批判在一定程度上去掉了这一概念的生成背景，对这一思想的批判也在客观上进一步削弱了党报主体的独立性。对党报主体的定位——新型记者与人民公仆，突出了党报记者、通讯员与党的大集体的关系，即“新型记者”应成为党这个大集体的有机部分。
技术与政治。在对待“政治与技术”的关系上，陆定一在1943 年3月31日说道：“我们办的是党报，要把政治贯穿一切，政治掌握稳了，技术才有进步。”（王敬，岳颂东，王凤超，1998：66）同年6月10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政治与技术》，指出强调技术第一，就是反对党性，“把政治放在第二位，其直接的结果，就是政治上的自由主义，这种自由主义发展到一定限度，就会被敌人所乘，这是不待言的。这样的党报，就绝对不能名符其实的成为党的集体宣传者和集体组织者，而只能称为报馆编辑部几个人的报纸”（《解放日报》，1943年6月10日）。胡乔木在1945年在重庆新华日报社所作的报告中也强调“政治与技术都重要，但政治更重要”（《胡乔木传》编写组，2015：23）。一系列的教育和思想改造，逐步否定进而彻底清除了“无冕之王”的观念，取而代之的是“新型记者”和“人民的公仆”，在大多数记者和通讯员的头脑里，牢固树立起“政治第一”的观念。以上一组对立的话语可简为下表：
如上表所示，“不完全党报”与“社报”“报馆同人”“小集体”“无冕之王”等话语联系在一起，意指都是不被认可、有待改造的；而“完全党报”则与“党性”“大集体”“新型记者”“人民公仆”“宣传者、组织者”等话语联系在一起，意指这些才是“正确的”“伟大的”、应该大力提倡的。可以说，“完全的党报”首先是一个评判党报的概念和尺度，并与“充分的”“典型的”“完全的”“标准的”“代表性的”党报“正联系”着，与“不充分的”“不典型的”“不完全的”“不标准的”“非代表性的”党报“负联系”在一起（王春泉，2013）。一系列对立的话语被生产出来，通过褒奖和贬斥形成正确与错误、进步与落后、崇高与渺小的二元话语框架，并不断再现和强化这种对立。通过对外部话语的批判，不仅使“完全党报”及其相关话语被筛选出来，获得自身的合法性，非“完全党报”的话语则被排除在外；更重要的是，由此形成了党报工作者自我审查的心理效应和行动的标准指南，这样“完全党报”的标准被一点点地确定下来，并嵌入到党报工作者的集体记忆之中。“完全党报”这一“惯常的熟语”也因此转换成了一种清晰的“集体性知识”（王春泉，2013），并由此形成一种新的政治想象和身份认同，对党报工作者的行为产生强大的约束力。他们在一次次批评中趋向谨慎或自律，越来越自觉地向党指引的话语体系，即“完全党报”靠拢，这种职业意识的自我审查甚至可以代替形式上的检查制度。
权力不仅以消极的方式限制话语，也以积极的方式创造话语,这就是话语内部的净化与加强。话语内部的控制原则主要涉及评论原则(the principle of commentary)和作者原则（the principle of the author）。正如福柯指出：“几乎所有社会都有其被讲述、重复和变换的主要叙述，以及特定情境下被讲述的惯用语、讲稿和仪式化话语。”( Foucault，1970/1981：56)“评论原则承认评论文本可以以主文本作为起点进行新的话语建构，把评论话语主体所理解的微言大义进行尽情的阐发，使话语本身不断增值”（刘晗，2010）。在这里，“完全党报”作为一种主文本，各种相关的次文本不断围绕这一文本进行言说，重复、解释或变换其中的未尽之处。作者原则中，“作者并不是说出或写下某一文本的言语个人，而是话语的分类原则，可以理解为意义的统一和来源，是其连贯性的焦点”（Foucault，1970/1981：58）。也就是说，“是谁说的话”本身就附带着一定的身份和立场，“作者”不仅代表着话语意义的来源，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话语的权威性，进而影响话语的功能以及受众对话语的理解。
一方面，“完全党报”在话语生产和传播过程中，运用“评论原则”不断重申和变换，加强了“完全党报”的统一性和连贯性。翻阅延安时期的相关文献资料可以发现，除了“完全（的）党报”，在讨论《解放日报》改版时还涌现出“健全的党报”“真正的党报”“名符其实的党报”“纯正的党报”（李文，2017：190）等“变体”，这些表述实际上与“完全的党报”构成了一个话语序列。如1942年3月16日，中宣部发表《为改造党报的通知》，其中写到：“报纸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宣传党的政策，贯彻党的政策，反映党的工作，反映群众生活，要这样做，才是名符其实的党报。”（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1980b：126-127）；1942年4月1日《解放日报》社论《致读者》提到，毛泽东对《解放日报》很不满意，认为它“还不是一份真正的党报”，“没有完成真正的战斗的党的机关报的责任”。可以说，在“完全党报”这一主导的叙述话语下，多种话语“变体”对其进行重述或变换，但不管具体的表达和修辞如何，这些变体要表达的都是同一个意思，即党报要完全成为党这个大集体的喉舌，要百分之百地领会并服从党中央的政治意图。
另一方面，中共党报理论运用“作者原则”，不断援引马列主义话语为“完全党报”背书，使“马克思”“列宁”转化为一种权威性的符号，从而加强“完全党报”话语的合法性。列宁有一句名言：“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 （陈力丹，姚晓鸥，2017）这里的报纸特指《火星报》，由于那时的《火星报》编辑部实际上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领导机构，党的二大恢复了党的领导机构，列宁没有再说过报刊是组织者，而此后这一表述在中共领导人的文章中则去掉了这一语境，被频频引用，甚至《红色中华报》还把它印在毛巾上发给通讯员（黄旦，2003）。在1942年《解放日报》的社论《致读者》一文中再次被引用，并对其出处进行了注解——“要使报纸真正像列宁教导的那样”。中共在对“完全的党报”进行合理化论证的过程中，不断援引构成核心意识形态的政治话语，将对党报的建构和解释与列宁联系起来，不仅显得“有理有据”，而且大大加强了其说服力。此时的话语作者——列宁便成为有关党报的一个权威符号，使得“完全党报”的朝着既定的方向进行意义增值。
总之，从话语实践向度出发，我们可以看到话语的相互依赖性和文本的“互文性”。这些话语不断通过对“完全党报”“是什么, 不是什么”和“应该怎样, 不应该怎样”的探讨，为党报主体提供一种价值规范和行为准则，并将其转化成一种义务和责任，达到对行为的导向和规约。在福柯看来，“权力不像马克思所说的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也不像阿尔都塞所说的是一种国家机器、一个机构，而是一套难以概括的技术手段、规训方式、身体训练等”（福柯，2017：7）。从这个角度来看，“完全党报”也是权力的代名词，它引导了一种精神上的整合方式，建构了有关党报实践的知识甚至“真理”，一步步赋予“完全党报”以文化合理性、政治合法性和历史正当性。
话语只有在一定的历史情境中才具有意义，所以对话语的分析只有放置于具体的情境中才能获得有力的诠释。话语的社会文化向度关注历史和社会文化情境，本节我们尝试从宏观的社会文化向度分析：党报为什么一定要“完全”？它是如何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实现“完全”的？“话语是被建构的，这种建构与真理、知识及权力密不可分”（福柯，2017：33-34），因而我们也将探寻“完全党报”这一话语背后的权力建构。
党报是由政党出资创办的，代表政党的立场和意志，因而政党的性质就决定了党报的性质。“完全党报”所要求的对党报的集中化领导，使党报成为党的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这种做法与中共的政党特殊性也是分不开的。
首先，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列宁主义的政党。1919年，列宁创建了第三国际。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直接指导下成立，参加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除了13名中国人外，还有两名外国人：一名是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他正是由列宁推荐和任命的，另一名是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尼科尔斯基（彤旗，1991）。1922年7月，中共二大正式决定参加共产国际，成为它的一个支部，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第三国际成了中共的实际领导者。
1917年以前俄国党基本上处于秘密状态，十月革命后到1921年以前，党又处在激烈的阶级斗争和武装干涉与国内战争的环境中，由于这样的历史条件，列宁对于加入共产国际的各国党，更强调集中制而不是民主制（张慕良，1981：120-121）。1920年7月，列宁在他起草的《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一文中指出：“加入共产国际的党，应该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建立起来的。在目前激烈的国内战争时代，共产党只有按照高度集中的方式组织起来，在党内实行近似军事纪律那样的铁的纪律，党的中央机关成为拥有广泛的权力、得到党员普遍信任的权威机构，只有这样，党才能履行自己的职责。”（列宁，1920年7月/1986：202）中国共产党是根据列宁的建党模式组建的，共产国际确立的高度集中的领导体制，为中共的政党建设提供了重要的经验与指导。而中国当时的阶级斗争条件也与俄国有很多相同之处，所以俄国的建党经验更变得神圣化，从而十分注重党的纯洁性。可以说，中共在建立之初在很大程度吸收了列宁主义政党的“集中化”的要义，包括新闻宣传领域的实践。在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中，第一条便涉及党报宣传工作，要求“日常的宣传和鼓动必须具有真正的共产主义性质。党掌握的各种机关报刊，都必须由已经证明是忠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可靠的共产党人来主持编辑工作”（列宁，1920/1986：199）。延安整风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中共作为一个列宁主义政党的自我强化过程（李海波，2018），正如1941年7月1日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中提到的让全党“更加布尔什维克化”，“更进一步的成为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塞维克的党”（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2011c：443）。具体在办报方面，“完全党报”正是这一思想的实践，它决不允许党报存在一丝一毫的独立性。
其次，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动员型的政党，代表着一种旨在高效动员的政党类型。动员型政党重视报纸的组织动员和教育功能，把办报等同于开会。毛泽东在1944年3月22日谈到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教育问题时曾说过：“开会是最重要的工作方式，报纸发出去就可以省开许多会。我们可以把许多问题拿到报纸上讨论，就等于开会、开训练班了，许多指示信可以用新闻来代替，所以报纸可以当做重要的工作方式和教育方式。”（毛泽东，1944/1996：112）既然办报等于开会，那么党报编辑部无疑就成为政治机构的一部分，报纸的最大功能便是宣传鼓动和组织动员。
最后，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绝无私利可图”（毛泽东，1941/1991：809）。也就是说，从意识形态宗旨来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共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样的政治价值和追求，必然要求政党密切联系群众，切实解决群众问题（李海波，2018）。与此同时，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仍属于在野党，为了在局部范围内更好地执政，在根据地以及后来的解放区做好群众工作，获得他们的心理认同和情感支持就显得尤为重要。延安整风时期所强调的“群众路线”正是中共这一政治诉求的直接体现，而具体到新闻实践领域，则表现为“群众办报”，以及对新闻工作者的思想改造，加强其与劳动群众的血肉联系。
事实上，“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也是《解放日报》改版的直接原因之一。1942年初，在中央办公厅工作的师哲曾就《解放日报》的问题给毛泽东写过一个报告，认为“《解放日报》把主要力量和大量篇幅放在国际新闻，还发表了不少有关的社论，而对国内，特别是边区的情况报道太少”（李志英，1994：402）。2月11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言指出：“现在《解放日报》还没有充分表现我们的党性，主要表现是报纸的最大篇幅都是转载国内外资产阶级通讯社的新闻，散布他们的影响，而对我党政策与群众活动的传播，则非常之少，或者放在不重要的位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2013：362）3月16日，中宣部发出《为改造党报的通知》，指出《解放日报》创刊之初存在一些严重问题，集中表现在党性不强、脱离实际、脱离群众。通知中明确指出：“报纸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宣传党的政策，贯彻党的政策，反映党的工作，反映群众生活，要这样做，才是名符其实的党报。”（中共中央宣传部新闻局，1990：2）直至4月1日，《解放日报》发表的改版社论中出现了10次“群众”一词，并把“群众性”列为仅次于“党性”之后的党报所必需的四种品质之一，要求《解放日报》“密切地与群众联系，反映群众的情绪、生活需求和要求”（博古，1942年4月1日）。此后，“群众性”被不断强调，并常与“党性”并置。由此可见，《解放日报》的改版从一开始就具有双重指向，同时包含党性和群众性的诉求（李海波，2018）。延安时期，群众的主体地位不断被强调和提升，《解放日报》改版，则把群众定位从“教育的对象”转而侧重于“反映的对象”。群众性与党性在微妙的平衡中，成就着党报的政治属性（王润泽，余玉，2014）。
延安《解放日报》的改版，既是改造党报，也是改造党的一部分。1942年3月11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博古提出的改造《解放日报》草案，毛泽东发言说：“党报是集体的宣传者与组织者，对党内党外影响极大，是最尖锐的武器。要达到改造党的目的，必须首先改造党报的工作。”（逄先知，2013：367）可以看出，改造《解放日报》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改造党。“所谓改造党，实际上就是要扭转党内的组织涣散和思想混乱，在思想上组织上统一在中央的权威之下。”（黄旦，2008：267）“完全党报”的改造运动，实际上也是“完全政党”的塑造过程，旨在建立“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毛泽东，1939/1991：602）。随着包括《解放日报》改版在内的各界整风运动的推进，不仅党报面貌一新，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共产党也由此获得了新生。
（二）《解放日报》的命运与整风运动的路径
从1941年5 月16日创刊到1947年3月27日停刊，当我们将延安《解放日报》短暂的报史放置在整风运动的背景下进行检视，会发现二者的每一次动作几乎都是同步的。
首先，《解放日报》的创办，正是为了全党整风的动员需要。《解放日报》创刊之前，延安是没有日报的，当时的报刊及其篇幅“显然已不能适应形势的需要，完成党的宣传任务”（王敬，岳颂东，王凤超，1998：6）。“党中央、毛主席决定创办一张大型日报，以适应新的斗争形势，统一全党宣传舆论口径，更有力地推动各方面工作的开展。”（胡乔木，1994：446）所以，创办一张大型的中央机关报就被提上了日程。1941年5月15日，毛泽东起草了创办《解放日报》的通知，明确规定了《解放日报》是中共中央的机关报，确立了该报在宣传报道中的重要地位。《解放日报》自创办伊始即被委以政治重任：“对内教育，对外宣传。”毛泽东亲自为报纸创刊号撰写了《发刊词》,明确提出了《解放日报》的宣传指针，开宗明义地提出：“本报之使命为何? 团结全国人民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一语足以尽之。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总路线，也就是本报的使命。” 三天之后，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重要报告。
四个月后，《解放日报》进行了扩版，从创刊时的四开两个版（版面划分为：国际栏、国内栏、边区栏和文艺栏）扩充为四个版（对开一大张，上述四个栏随之变为国际版、国内版、边区版和副刊版）（王敬，岳颂东，王凤超，1998：12、18-19）。此时的《解放日报》为何要扩版？这是1941年九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的决定，以便有版面“增加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宣传教育内容”（逄先知，2013：327-328），而“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正是整风运动的主要斗争目标。
1942年2月，报社又开始酝酿改版。改版或者说“改造”，“是在党中央、毛主席的直接领导下经过充分的酝酿和准备之后进行的，同全党整风运动的准备和展开相伴随”（胡乔木，1994：443），“是党的整风运动的一部分”（陆定一，1981）。1942年2月11日中宣部发出《关于进行反主观主义、反教条主义、反宗派主义、反党八股给各级宣传部的指示》，反复强调“务必以极大的力量集中来宣传解释中央开展整风运动这一思想，特别提出‘检查报纸刊物，务必达到在党的全部工作中贯彻中央的这一思想’”（王敬，岳颂东，王凤超，1998：29）。1942年3 月31 日，毛泽东在《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上讲话提出：“利用《解放日报》，应当是各机关经常的业务之一……我们今天来整顿三风，必须要好好利用报纸。”（王敬，岳颂东，王凤超，1998：34）
但被寄予厚望的《解放日报》在创办初期的表现令毛泽东大失所望，对比毛泽东对“不完全的党报”的种种批评与整风运动着力整顿的目标，会发现二者的整体趋向几乎完全一致。中共在延安开展的整风运动主要包括“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总体上看，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正是作为“不完全党报”时的《解放日报》所犯的主要错误。例如毛泽东将“无冕之王”批评为“自以为是”的“主观主义”，对改版前的版面设置，包括一天一篇社论的批评可以归为“教条主义”，也是党八股的一种表现形式；而博古领导的那个报社同人小集体也不免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嫌疑；报纸国内新闻偏少，也被认为是思想上的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表现，而非新闻业务上的不足（王润泽，2009）。
可以说，中共中央几乎是按照“整风运动”的方向和标准来整顿党报的，“完全党报”话语的形成是在整风运动这个大环境中完成的，整风运动为“完全党报”提供了合理化的资源和土壤，“完全党报”的实现又进一步推动了整风运动向纵深发展。
（三）党的宣传需要与“完全党报”的实现
延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面临严峻而复杂的形势：从整个国家层面来讲，日寇大举侵华，“战争形势变化急剧而险恶，革命事业处于极端困难、紧张和险恶的境地”（艾宏明，艾政，2002），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只是地区执政党；从党内来看，毛泽东主要掌握了军权，在思想和组织上的领导地位尚未巩固，所谓的王明路线在党内仍有相当影响力。“除开毛泽东以外，在中央领导中，一般人对王明也还是有好感的……到四零年为止，毛泽东的威信虽然很高，王明的也不低”（丁东，李南央，2013：118-119）。对此，陆定一也直言不讳：“那时候（1942年）军权已经不在王明集团手中了，但在思想工作、政治工作中，王明集团的重要成员，还有大权。”（陆定一，1981）改版前的《解放日报》以国际新闻为主，对毛泽东的许多重要讲话及党的政策宣传不到位，这不利于统一党内思想和加强党内凝聚力。1942年4月，陆定一开始负责编辑《解放日报》的《学习》副刊。8月15日，《解放日报》改版进行了四个多月后，杨松病重，陆定一正式接替杨松，担任《解放日报》总编辑。这一时期，关于报社的整风，特别是办报问题，陆定一直接接受党中央的指示，还经常参加中央政治局和西北局的会议。“他每次开会回来，对中央和毛泽东关于当前形势和任务的批示都尽快向编委会传达，并组织学习和讨论，作出相应的决定予以贯彻”（陈清泉，2006：108、114-115）。1942年下半年，凯丰病倒，毛泽东又派自己的秘书胡乔木前去代行原由凯丰代理的中宣部部长一职（胡乔木，2017：120）。改版后的《解放日报》虽仍由博古任社长，但《解放日报》的实权已逐渐掌握在陆定一和胡乔木的手中，他们受党中央和毛泽东的直接领导。改版后的《解放日报》在陆、胡二人的领导下，面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版面安排到报道内容，都成了一份名副其实的“党报”，即一份“完全的党报”。由此，党组织不仅从制度上领导党报，而且从业务上直接指导党报的编辑活动，使其成为宣传党的路线和方针政策、推动整风运动及其他各项工作的强有力的工具，高效地整合了各方面的力量，为中国共产党获得全国范围的支持与抗战的全面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如果说延安整风运动是“实现了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下全党新的团结和统一，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那么，延安《解放日报》的改版及其典范效应，则在于从思想和管理制度上实现了党对报纸的绝对领导，不仅成为全党团结和统一的一个不可分割部分，而且为实现全党的这种新的团结和统一，起到了自己重要贡献（黄旦，2008：278）。”
“话语总是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被控制、被禁止、被分配、被净化、被制度化，而制度化便是权力运作的结果”（刘学义，2014）。“完全党报”在文本上既利用经典马列主义的话语资源，也吸收了中国本土政党的政治话语，且中共建党之初即有“完全党报”的构想。“完全党报”在《解放日报》改版过程中被生产出来，通过外部竞争和内部强化进行了话语的筛选和扩散，并确立其话语地位。这一话语实践不仅推动了党报身份和党报模式的变化，更重要的是，它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话语主导权和文化领导权，从而树立了毛泽东在意识形态上的最高权威。可以说，“完全党报”不仅是一种话语实践，更是一种意识形态的社会实践，一套权力生成的符号资源。
“完全党报”的话语生产与整风运动是一个互相合理化的过程。一方面，整风运动为“完全党报”提供了创建的契机和生长的土壤；另一方面，“完全党报”的话语生产和实践又反过来为整风运动推波助澜。“完全党报”模式要求党报完全政治化，在政治上应与党中央绝对保持一致，在组织上应服从党的绝对领导，在内容上既要宣传党的政策，又要反映群众生活。被彻底“党化”的媒介组织生产出一系列超标准的政治化的媒介内容，而这些内容的传播又反过来论证和加强这一模式的合理性。但从另一角度上讲，这种互相建构和互相合理化的过程，也有可能使新闻从业者甚至广大读者步入意识形态和社会认知的相对封闭的循环之中。
最后，不少学者将1944年2月16日博古执笔的社论《本报创刊一千期》看作是改版结束的标志，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延安《解放日报》从未正式宣布过改版结束。因为它不是一般的改版，而是整风运动中的“改造”，是朝着完全党报迈进的“彻底的改造”（逄先知，2013：367）。就像整风需要不断地上演，“完全党报”也没有尽头。换言之，“完全党报”可以不断地被实现，却不能够最终完成，“完全党报”永远在路上。
本文原载《国际新闻界》2020年第5期，注释与参考文献从略，详情请参考原文。
作者贾梦梦系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读博士生；周光明系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贾梦梦,周光明.作为话语的“完全党报”：延安《解放日报》改版再解读[J].国际新闻界,2020,42(05):153-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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