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1月4日上午，德国特里尔大学教授、著名汉学家卜松山教授（ Karl-Heinz Pohl ）应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邀请，发表了“跨文化对话的方法论反思”学术演讲。讲座内容主要分为四部分：
“文化”概念辨析、对方法论的思考、跨文化对话所需的四个方面、结论。
卜松山（ Karl-Heinz Pohl ），德国特里尔大学教授。1945年生于德国萨尔路易斯，1982年获多伦多大学东亚研究博士学位。1987年至1992年，任德国图宾根大学中国文学与思想史教授。从1992年到2010年，他在特里尔大学担任中国研究会主席，从2003年到2005年，他担任特里尔大学人文学院院长。
主要研究领域：跨文化传播与中西对话、中国思想史、文学与文学理论、现代和前现代中国的伦理学和美学。他著有许多关于中国美学、哲学和文学的文章和书籍，如：《郑板桥：诗人、画家与书法家》《中国的美学和文学理论》。他于1985年将《陶渊明全集》译成德文，1992年将李泽厚关于中国文化和美学历史的著作《美的历程》译作德文。卜松山教授的文章合集在2003年被整理成中文书发表，即《与中国作跨文化对话》。他所著的针对汉学研究入门者的书籍China for Beginners在2016年被译作中文，即《发现中国：传统与现代》。
卜松山教授从概念入手，介绍了“文化”的不同定义。美国著名人类学家，克里福德•格尔兹认为：“（文化）是一种沿袭下来的意义体系，它承载着生命中的身份认同及导向。”马克斯·韦伯则提出了文化的“冰山模型”，将文化分为行为、衣着等可视表现和价值与伦理等不可视部分，他认为：“文化是从无限失落意义的世界中摘取的一个有限截面，并基于人性这个基本点赋予其以意义和内涵。”
文化亦并非静态的存在，而是随着历史的演进而变化。文化的变化同时是文化内（intra-culturally）与文化间（inter-culturally）的。在文化内存在文化主流与文化引力中心，而在文化间常常存在文化滞怠。
卜松山教授进一步介绍了加拿大哲学家查尔斯•泰勒的观点，他认为价值体系就是“意义的视野”。意义的视野即“领悟的背景”，可帮助我们明晰身份认同，因为对外在于或者超越于我们自身、有意义的事物的意识是释明我们身份的前提。
在此基础上，“跨文化对话”则意味着理解他者的诠释学尝试。但是，卜松山教授认为，“跨文化”的局限在于，其试图假定一种文化间接近的观点，但我们无法完全走出由我们的价值体系、个人经历、历史、阅读及时代精神等相关偏好所构建的预想视域。在此意义上，理解也可能是误解的另一形式。
在第二部分，卜松山教授系统阐释了对跨文化对话方法论的十点思考。
一、对话双方的关系：尽管对话是以彼此平等为基础。但由于政治、经济、文化及军事力量不同，双方关系实际上常不对等。
二、语言：使用何种语言的种类（如今多为英语）也会导致对话的不对等。
三、历史经验：欧洲政治话语形成于毁灭性的宗教战争、激烈的国家竞争、对新世界的征服、惨绝人寰的种族屠杀及启蒙哲学。但东亚历史没有对应的等同事实，所以这些就成了对某些有争议问题评价的决定性因素。
四、象征定位：即文化身份的基础（语言除外）。包含：不同比喻、神话、观念与典故的文化构架以及文化、艺术、宗教与哲学的关联。
五、种族中心态度：这是跨文化理解中的巨大阻碍，但却是一切文化的共同点。我们需要一个“被反思的”种族中心主义，需要文化诠释学——在走向对方之前，我们需要一个坚实的“中心”， 一个指引方向的框架，即自己的文化背景。
六、用自身理想去评判对方现实：这是一个常见的陷阱，不考虑历史发展及进程或任由自身现实被对方理想评判。
七、注意相似性陷阱：人们易跌入相似性陷阱，因其表面相似而认为所处理的也不无不同（此谬误首先体现在语言学习中）。
八、意识形态的普遍主义的信念：普遍主义者认为，我们完全都一样，除了文化构成差别，差别就是负面。所以普遍主义者想消除一切文化差别。
九、历史相对主义：他们相信有必要对“西方”及世界“其他地区”的不同发展阶段作出评估。即“the west and the rest”。但其评估结果并非文化相对主义，而是历史相对主义。
十、师生关系：跨文化对话不可理解为一方就是学生，另一方就是老师，跨文化对话应以相互充实为基础，从而增加相互理解。
讲座第三部分，卜松山教授进一步谈到跨文化对话所需的四个方面。
第一，对我们自身标准的历史反思与自觉。跨文化对话的参与者，常常以自己的要求及价值观为基础，正如现在的“美国的模式”就是所谓现代社会的事实标准。可此类标准却遗忘了世界上多数民众既不生活在这样的社会中，也不一定认为这样的标准对他们就像对美国人一样有吸引力。同时被遗忘的常常还有导致标准（形成）的历史进程及其影响因素。
关于西方（欧洲及北美）价值体系的起源，在卜松山教授看来，基督教思想及价值仍构建着西方社会的基础，尽管大多以一种世俗化的方式呈现而不易为人所察觉。西方人的价值观是一种后基督价值。可以说西方成功地将其最初的以基督教义为基础的价值体系普世化。
第二点，了解对方文化的各层面及其价值体系的逻辑。儒家思想在东亚的影响可与西方的基督教思想媲美。儒家价值在逾两千年来对中国（及东亚）产生了深远影响，儒学同样宣称其教义具有普世意义。然而，较之于基督教，其缺乏热情的传教士精神。它作为一种和谐社会及道德秩序的典范教义被传播到东亚其他地区。
儒家思想与基督教思想都有积极和消极影响，都象征了中西传统的最好和最坏，对其评价取决于意识形态倾向及时代精神。作为制度的儒学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的终结而消失；而其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后儒家价值”，并仍然构建着中国社会的伦理基础。
卜松山教授借用查尔斯•泰勒的概念，认为儒家的“意义的视野”激发了中国文化中最优秀的品格，如“博爱”“仁”，即范仲淹所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仁”是儒家的中心理念和最高目标，但没有一个绝对的，同一的要求（如基督教），它有具体的心理核心，即家长和孩子之间的爱。依据孟子所言，这种基础性经验可以推己及人至天下。“修养”也是儒家意义视野的重要部分，“修养”是克服自我的欲望、自我完善、个体成熟的过程。
在卜松山教授看来，中国哲学最好的特征就是认识到日常生活最高的善莫过于仁，这就是人类关系的世界性语境中的宗教或精神性讯息。正如冯友兰先生曾说：“在中国传统中，生活在於追求最高境界，而最高境界不离於日常人伦，它既在此世，也在彼世，我们可以说，它‘极高明而道中庸’。”
第三，寻求共同理念。共同理念即跨文化普世概念，如黄金定律、自然法则、人性尊严、仁政。但提到跨文化普世概念，则要注意到相似性陷阱，跨文化参与者应该考虑形成于不同背景中、相似的哲学或政治理念，保持“和而不同”。寻求这些普世概念时须谨慎小心，它不应引导跨文化参与者在对方文化的理想与现实之间寻找逻辑错误或矛盾。
第四点，向对方开放的态度、迎纳的意愿。与欧美不同，东亚已具有向西方进行跨文化学习的百年历史。
讲座最后一部分，卜松山教授分享了他在多年研究中得出的结论与反思。在他看来，种族中心主义是全球范围的普遍现象，“西方”显示出格外明显的普遍主义特点（因为它成功地普及了最初以基督教为基础的价值体系）。
“西方”的普遍主义基本上等同于种族中心主义。西方（基督教及后基督教）传统中有着重要的普世讯息，但儒家传统中有着同样重要的因素，更不用提及来自其他文化的贡献。特别是由于西方世俗价值统治着全球，它们至少发挥出一种区域性价值的补偿或补充作用。
从另一方面来看，西方国家的社会问题及生态危机都源于欧洲中心发展模式的统治地位。全世界可能极大地受益于另一种思维方式，因此，卜松山教授认为应欢迎其他文化的知识分子对大家共有的问题提出解决方案并做出贡献。对繁衍在这个星球上的人类而言，这些非西方价值或许同西方优先的价值一样重要。同时，普世价值应在“议定”中产生，譬如人权，在履行及必须顾及历史发展的差异方面，不能重蹈覆辙而以假设为先验。
借助跨文化对话向任何一种文化传统敞开心扉意味着通过集体记忆、经历、历史、时代精神，即文化，意识到自身的状况，从而做到将自己的标准视作相对而已，更好的情况是，仅仅将之视为暂时而不完整的。跨文化的开放性与对话可以帮助各个文化中的人民意识到各自文化、政治及意识形态定位中的盲点。
最后，卜松山教授引用美国参议员富布赖特的话为讲座画上句点：“跨文化教育的本质是获得同理心——即能够像其他人看到的那样看待世界，并允许其他人看到我们未能看到的东西，或者可能更准确地看到它。”
在互动阶段，现场老师、同学就卜松山教授的演讲内容进行了热烈交流。
“丝路时空（Silu Space-time）学术交流平台”是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对口支援新疆大学的重要项目。项目借助远程会议系统，向新疆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视频同步学术讲座，并进行双向交流。新疆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金玉萍老师，和新大新闻院的师生在乌鲁木齐参与了本次讲座，并与卜松山教授、武大新闻院的师生进行了远程互动。
本次讲座由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姚曦教授主持，中心主任单波教授在讲座中与卜松山教授进行了深入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