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语

  • 病毒与传播研究领域的“发酵”

    单波

    一场新冠疫情浸染了整个 2020 年。 直至岁末, 全球新冠病毒致病速率不减。 这不仅让我们居住的这个星球笼罩在巨大的 “不确定性” 之中, 而且也印证了卡斯帕尔说过的话: “人不过是一根芦苇, 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 。 而作为 “能思想的芦苇” , 人们再也无心重复他的后半句话——— “由于有了思想, 我却囊括了宇宙” , 只是下意识地说出: 别了, 2020!令人沮丧的是, 当理性以为可以通过寻找病毒的基因序列发明战胜病毒的方法时, 病毒却以变异的速度压制疫苗研制的速度, 显示理性的有限性甚至是理性的溃败。 换一个角度看, 这似乎有助于把人们从笛卡尔式的精神实体中拽出来, 回到人与病毒的物质性, 在关注身体免疫系统对病毒的反应之中理解人与病毒的具身化交流。 随着人们不断加深对这种具身化交流的体验, 病毒悄然形塑人类的认知, 嵌入人类语言结构, 在信息技术、 道德生活、 社会文化肌体、 日常消费等方面的抗病毒修辞之中, 表征一种侵入性力量、无法控制的污染和难以抵御的欲望。这种物质性转向也带来了人类思想的转向。 自 1899 年遇见第一个已知病毒烟草花叶病毒以来, 人类逐步了解人与先于人存在的病毒之间的秘密: 人类基因组上有大约 8%的序列来源于病毒, 人和病毒组成了难以分割的混合体, 病毒既是致命的也是给予人类生命的物质。 在生命解码的入口处, 病毒教人从人与病毒共同进化的历史来领会人类生命发展史, 把人还原为通过与其他物种的相互作用而成为的人, 并进而引导人走出人类中心主义的迷途。 人们得以转向人与病毒的适应过程, 去理解人类与病毒的空间关系对政治地理环境、 城市工业网络、 社会政治生态的重塑。 同时, 人们沉浸于这种关系去重新理解人类文明交流史,发现随着天花、 霍乱等疫苗抗体的发明, 病毒取得了与技术同等重要的位置, 寄生于文明肌体, 深深介入文明间的交流过程, 制造了不平衡的权力关系。 由此看来, 病毒更像是一颗 “酵母” , 作用于人的身体组织, 进而作用于人的心灵, 使其把人纳入自然、 生物、 物的关系中考量, 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普遍交往, 深入到生物间的多样性系情境之中, 建构人类回应万物并与万物共存的传播空间。 显然, 病毒这颗 “酵母” 已触发思想的 “发酵” , 转化为传播研究领域获取新的思想能量的重要基础。 事实上,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 HIV 病毒、 埃博拉病毒与 IT 病毒成了一种并列关系, 表征人与自然、人与技术之间控制与失控的不确定性关系。 作为微寄生的病毒以 “ 媒介” 的方式在人与人之间实现连接、触发与转变, 这使得它在健康传播、 科学传播、 风险传播、 危机传播等领域持续发酵。 “病毒的隐喻” 嵌入学术话语, 启发人们在传播权力关系之中反思自身的危机。 病毒的传染性构成了多种生物组合形式, 反映出人与人、 人与万物关系的不确定性, 从而将传播研究推入不确定性传播关系视角。 眼下, 病毒正在变异, 已把散居地球的人还原为栖居于 “病毒星球” 的人。 唯一值得庆幸的是, 身体免疫系统对病毒的反应揭示了人的存在, 照亮了回归自然之路, 通过人与病毒相互作用又相互容纳的复杂关系, 映射出万物之间相互依存、 人与万物的互动关系。 这也许能让那个 “能思想的芦苇” 跳出人与自然之界, 从 “囊括宇宙” 转向亲近万物, 行走于 “万物皆媒” 的世界, 在生物间的多样性关系中拓展传播研究的想象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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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化社会

  • 听觉信息在媒介用户体验中的影响力研究维度

    喻国明 付 佳

    随着新媒体技术的不断发展,媒介内容的呈现模式不断增多,听觉信息成为仅次于传统视觉信息的新的媒介呈现方式。 随着听觉信息加入争夺“注意”这一稀缺资源的行列,如何利用听觉信息提升媒介用户体验,成为传媒行业面临的重要挑战。 通过梳理、分析近年来听觉信息在媒介用户体验中的影响力研究维度发现:听觉信息既通过真实声音也通过虚拟声音对媒介用户体验产生影响,并且这种影响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听觉信息对媒介用户注意、记忆,用户情绪、情感以及用户决策、反馈产生影响,形成听觉信息对媒介用户体验影响的内在机制;听觉信息对媒介用户体验影响的理论基础主要是跨感觉通道对应理论和心理模拟理论。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未来可能的研究框架,从而促进媒介计划、体验优化、创意评估、效果评估等基于听觉信息的全链条的媒介用户体验研究,提高传媒行业的效率和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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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移动短视频新闻用户认知效果的比较实验研究

    王朝阳 魏杰杰

    在新媒体传播时代,移动短视频新闻成为一种新型的新闻信息传播方式,对用户认知效果产生一定的影响。 研究通过控制实验法将移动短视频新闻与文字新闻进行比较分析,在信息传播理论的支撑下从传播介质、传播形式和传播内容的编排方式角度探究二者认知效果的差异。 研究还对实验对象进行访谈,考察传播内容编排方式对用户长期记忆的影响。 研究有 3 个发现:第一,信息传播过程中,视听双通道传播对传播效果影响显著,多通道传播方式不仅和媒介融合趋势吻合,也有效改善新闻传播效果。 第二,移动短视频新闻用户,情感态度更为强烈,认知效果更好,但情感态度的变化与认知成绩不存在相关关系。 移动短视频新闻信息可视化实现了视听觉的综合延伸,且声画字幕结合的现场感和视觉感染力更强,具有更好的说服力。 第三,传播内容编排方式上的差异会影响用户的认知效果和媒介偏好。 两种新闻形态在传播元素、信息丰富性、高频词设置、新闻的感性表达及理性信息等角度存在差异。 移动短视频新闻更受用户喜爱,更加符合碎片化、移动化的阅读场景。 研究同时建议,在媒介融合时代,应秉承以用户为中心的产品设计思想,结合移动端特征,利用信息传播技术创新新闻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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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身体、空间与城市:5G 时代智能城市的媒介化重构

    白 龙 骆正林

    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5G)改造和重塑智能城市的社会网络交往方式,新范式智能城市的到来深化了数字化生存的内涵,流动的城市重构身体、空间以及城市之间的媒介化意义。 伴随对城市空间异化和现代性危机的反思,高速率、低延迟的 5G 技术扩充了压缩时空的功能,使都市物理空间与网络社会的交往被重新激活,构建出共同在场的第三空间将符号化、消费化的城市拉回生活的本质。 同时身体作为中介物的块茎媒介也被赋予新的意义,立体全息影像、智能场景与自动化释放了解放身体的信号,身体在场,真实与虚拟的共生问题得以解决。 但科技乌托邦主义的美好理想亦会使智能城市的发展忽视权力控制、隐私风险和技术规训的问题,政治资本的双重操纵使智能城市成为不可见的黑匣子。 因此要避免流动数字监控以及新型网络生物力量对身体规训和控制,公民主体参与、跨界互动和开源社会的设想或许是可供借鉴的方式,而技术与智能城市创新如何有效融合互动还要在不断反思和批判中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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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传播学

  • 从“占有”到“存在” :论弗洛姆的人本主义交往观

    郭旭东

    埃里希· 弗洛姆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学者的重要一员,长期以来未得到传播思想史研究应有的重视。 对弗洛姆的思想史定位及其交往观念本身展开研究,有填补传播思想史之“灰色地带”的意义。 从弗洛姆的思想史坐标出发,对过往关于弗洛姆传播思想的研究成果进行了回应,指出过往研究的局限性在于缺乏思想史研究的问题意识或欠缺对弗洛姆交往观念的审视,由此尝试立足于弗洛姆思想的理论源头,对其交往观念的一般特征展开分析。 弗洛姆思想不同于多数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学者的突出特点在于其同时吸收了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主义和西方人本主义传统的思想资源,从而使其思想面貌呈现出兼具批判精神与理想化色彩的“两歧性” 特点。 基于此,从弗洛姆所使用的“重占有” 与“重存在”这对矛盾范畴入手,对弗洛姆的交往观念进行考察。 在弗洛姆那里,“重占有”与“重存在”分别象征着“一个以物为中心的社会”和“一个以人为中心的社会” ;而对前一种社会形态的批判和对后一种社会形态的构想,构成了弗洛姆交往观念的核心内容。 在此基础上,弗洛姆交往观念的表现形式体现在其对“市场性格”和“权威主义” 的“占有” 式交往的否定和批判,以及其对“积极自由”和“爱与理性”的“存在” 式交往的肯定和构想中。 换句话说,弗洛姆反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以市场秩序和权威伦理统摄人们的交往活动,而呼吁人们摆脱这些被强加的、外在的社会限制,与他人建立健全的、非异化的社会关系,在交往活动中时刻保持独立、自由和批判的理性。 因此,弗洛姆交往观念的现实意义一方面体现在其对现代人健全交往活动的启发,对民主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呼唤;另一方面也启迪着传播思想史研究者认识和体察“交往” 的社会性含义,亦即“交往” 在不同社会形态中表现形式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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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意见相符性与评论文明性对网络舆情 传播行为的影响

    赖胜强

    舆情事件发生后,网民可以在网上自由发表看法和意见,现有研究缺乏讨论评论社区传播内容对网络舆情传播的影响。 以仁济医院医生被警察铐走事件为例,基于沉默螺旋理论,从意见相符性和评论文明性两个维度探讨评论内容对舆情传播意愿的影响。 结果发现:当受众自身意见与社区评论意见相符时,无论是支持医生还是警察都具有较高的网络舆情传播意愿,而评论社区的不文明评论会抑制受众的舆情传播意愿。 此外评论文明性和意见相符性具有交互效应,在不文明评论情境下,社区评论与受众初始意见冲突对网络舆情传播意愿的负向效应更显著;在文明评论情境下,意见冲突对网络舆情传播意愿影响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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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与媒介经济

  • 广告智能化研究的知识图谱

    段淳林 崔钰婷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在广告行业的应用和发展,业界和学界对于广告发展的分析单元不断细化。 利用基于知识图谱的文献计量可视化分析方法对国内外研究文献进行梳理,可以进一步分析广告智能化研究在行业热点、学术前沿、话题聚类等维度的共同点与差异点。 研究发现,计算广告、视频智能广告、新媒体融合这三个领域的研究是目前国内外的研究热点并有进一步发展趋势。 然而三者在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上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值得借鉴互补。 研究结果表明:计算广告学的发展应进一步注入人文因素,考虑环境和受众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视频智能广告研究和发展的核心应从精准化的动态图像识别和实时匹配两方面进行深入研究;新媒体的融合在研究方法上更加注重创新利用算法和模型构建对非结构化文本进行量化分析。 三个研究领域的发展将进一步促进计算广告学的理论发展和学科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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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配额之争:韩美电影三轮“贸易摩擦”纠纷及启示

    许欢欢

    电影配额是一国政府为应对电影强势国家贸易自由化要求,所推出的保护本国文化自立的限制性政策。 从 1980 年代开始,韩美以电影配额为中心发生了三轮“ 贸易摩擦” ,分别为 1985 年的电影谈判、1998 年的双边投资协定( BIT)及 2003 年的自由贸易协定( FTA) ,美国都将韩国电影配额的降低乃至最终废除作为谈判的前置条件。 在这一过程中,韩国电影人对本国政府牺牲电影而换取谈判筹码的策略强烈不满,组织了一轮又一轮的抗议活动。 国内抗议对政府产生了压力,减缓了相关协定的签署进程,同时又给本土电影的发展争取了时间。 在持续不断的外部压力和竞争之下,韩国电影业得以重整旗鼓,增强了内生发展动力,在 21 世纪初成为“韩流”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美国的不断施压之下,2006 年韩国最终妥协,将屏幕配额从 146 天缩减到 73 天,并推出了一整套的电影产业振兴政策。 配额缩减未对本土电影产生根本性的负面影响,韩国成为世界上为数不多的仅凭有限保护政策而能够与美国电影相抗衡的国家。 这对中国未来与美国在新一阶段的谈判中,围绕电影分账片议题的磋商提供了应对思路。 据此,梳理中美电影贸易谈判三个可能的实施阶段及其基本策略,并提出中国电影业七个方面的改革方向,以此增强国际竞争水平,构建国家文化软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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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与文化

  • 手机使用对春节文化观念的影响研究 ———基于仪式感和参与感的中介作用

    晏 青 付森会 冯广超

    春节作为中国传统节日,既要面临全球化、现代化的宏大叙事影响,比如不同国家文化的交融、大众文化的强势融入;也受到新媒体话语的挑战。 春节期间手机媒介是用户体验春节文化的重要来源。 手机媒介在提供便捷的同时也引发“低头族”现象,手机网购冲淡年味、短信或微信拜年毁了礼仪、春节被微信“绑架” ,发朋友圈拜年、抢红包等“数字化春节”淡化了春节意义等一系列争论。 已有研究关注了这一现象,结果也多是负面论。 并且,这些研究缺乏手机使用与春节文化的研究及其中间机制的实证检验。 因此,研究试图探讨春节期间,手机使用对春节文化观念的影响以及仪式感与参与感在该过程中的作用。研究基于对春节期间的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表明,春节期间的手机使用价值(信息价值、社交价值和情感价值)对用户的春节文化观念(文化联结、文化价值识别和传统与习俗保留)起到正向预测作用;其中,仪式感和参与感发挥显著的中介作用,即手机使用价值通过参与感与仪式感对春节文化观念产生影响;手机使用的信息价值对春节文化观念影响的显著性高于社交价值和情感价值。 由此可见,提升手机使用信息价值、参与感及仪式感可以促进用户春节文化观念的形成与发展。 研究结论有助于我们从具体的文化情境中去理解手机使用在文化观念形成中的影响及其复杂的中介作用机制,为春节文化观念的生产与变化提供了媒介维度和心理动因层面的经验性解释,也为我们重新审视新兴媒介在当代文化生活中的积极效应提供新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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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自“对立”的认同:战争隐喻中的社会治理逻辑

    黄 芸 胡 阳

    新闻报道通过修辞框架在一定程度上建构 2020 年初中国国内重大公共卫生事件。 以 2020 年初国内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相关报道的新闻文本话语为研究对象,运用话语分析的方法,研究相关新闻语篇中战争隐喻修辞与认同修辞的使用。 研究发现:因为战争隐喻所形成的“敌我对立” 语境,“对立认同” 成为最为凸显的认同修辞策略,人与病毒的“对立”衬托了引导同情认同的话语,也成为误同的基础;这样的修辞框架下,疫情防控的一线人员被塑造成战时精神领袖、战时“冲锋军”等形象,疫情防控过程被建构成“战时同盟”的抵抗过程,发挥了疏导社会焦虑、缓和社会矛盾的治理功能。 战争隐喻的治理逻辑来自二元对立语境中“他者”与“我们”的塑造,通过割裂的手段制造与唤醒认同,形成内部团结从而实现社会的相对稳定。 当然,战争隐喻仅仅使受众聚焦符合战争叙事的概念系统,但容易忽略疫情中不符合战争概念的其他面向。 此外,新种族主义、人类沙文主义、社会认知失衡等问题也与战争隐喻的泛用有一定程度的勾连。 因而,警惕战争隐喻在族群间与族群内的弥散,提防新种族主义、关心人与自然的共生尤为重要;另外,隐喻本身是一种强调某一面、遮蔽另一面的修辞手法,因而也须警惕过度的战争隐喻带来的社会认知失衡与社会问题的忽视。 总之,战争隐喻为认同提供了具象与有指向性的认知环境,而认同成为战争隐喻发挥社会功能的内在机制,在“修辞服务于意图”这一基础上,古典修辞学与新修辞学得以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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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化传播

  • 新媒体跨文化传播的难点及其理论回应

    肖 珺 胡文韬

    新媒体跨文化传播被认为是跨文化传播研究领域的下一个前沿,作为信息传播技术的新媒体正在通过文化完成自身的转型,数字传播技术和社会的互动带来时间、空间和结构作为权力的整体变迁,文化及文化间意义的生成与流动对人类社会的重要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明显。 其基本问题是诠释网络社会的文化间交往,数字化的信息技术范式扎根于不同的社会土壤推动新的文化秩序不断出现。 其实践难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世界范围内的文化间疏离与敌视加剧,一方面,互联网的大连接实质性地造成全球化的趋同效应,另一方面,在网络空间中,右翼民粹主义,种族歧视问题不断凸显;其二,跨文化虚拟共同体的冲突呈现新表征,新媒体会便利跨文化沟通的效率,但不必然带来文化间的深层交流和理解,此外,网络传播的多元会话模式可能带来更多的冲突;其三,抗拒性认同带来难以缓解的文化间困境,全球传播同时成为推动和塑造认同危机的社会原因,同时,跨文化传播中的误读和抵制不断挑战传统社会权威。 中国理论回应的着力点是建构与世界互动的跨文化共同体,以此开拓从中国出发,与世界互为方法的可能性。 一是拓展跨文化虚拟共同体的情感体验和价值认同,建构新媒体空间的全球倾听模式;二是直面文化间的多样性与差异性,在跨文化冲突空间内寻找协商和理解的路径。 中国正在不断探索与世界沟通的理念和方法,中国文化自身的血脉中延续着具有世界价值的元素。 中国与世界互为方法的重要性不仅仅是获取新媒体跨文化传播中流动的客观知识,更重要的是探索个人、政治、文化、区域(国家)等多维主体的形成过程。 在文化背景异质时,对“他者” 文化的地方知识进行语境化理解就显得尤为重要。 在交流的基础上相互影响和互相修正,使得全球文化是一种为了沟通的传播文化,最终结束对“他者”文化的先天恐惧,共享一个多样化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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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华人形象与华人文化的媒介镜像 ———基于美国电视剧《初来乍到》的接受话语考察

    杨嘉博 田 浩 常 江

    华人形象与华人文化在欧美主流媒介中的呈现方式凸显了中外文化交流过程中的有效性问题,即中西跨文化交流机制中存在何种“可传播性” 与“可接受性” 的问题。 华人形象在欧美文化史上是华人文化的重要载体,从这一载体的变迁过程出发,学者们能够准确理解欧美主流社会对华人文化的接受机制。 美国主流电视剧《初来乍到》 为我们理解当代美国社会接受华人文化与华人形象提供了契机。 研究主要使用后殖民主义理论家霍米· 巴巴的第三空间理论,通过对描述华人生活的美国主流电视剧《初来乍到》的观众评论进行话语分析,探讨华人形象与华人文化在西方语境下被建构和解读的机制。 研究对美国观众解读华人形象与华人文化的四种主要话语构型进行归纳,并对其中所蕴含的综合性的接受逻辑链条进行剖析。 研究主张摒弃传统的“自我—他者”的二元分析框架,围绕具有当代特色的“第三空间”建立流动性和语境化的跨文化传播策略。 研究同时揭示了全球文化在可预见的将来的一种必然的发展趋势,即“文化融合”的理念将不断让位于“文化混杂” ,跨文化传播的实践者可以通过对“第三空间”的相对独立性的维护来化解文化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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